毛主席曾明确强调海南岛战役的关键所在：“首要在于冯白驹的协同作战”。
周恩来更是将他誉为“琼崖人民心中的一面光辉旗帜”。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1955年的开国将帅授衔典礼中，被誉为琼崖纵队精神支柱的冯白驹，竟然未列名其中，未能获得任何军衔。
这位受到最高领导人的高度认可、事迹显赫的革命者，为何未能与璀璨的将星相交汇？
01
1903年，在海南琼山的一个石匠之家，诞生了一位男婴，初名冯裕球，后更名为冯白驹。
自幼，这孩子便显得与众不同。年仅13岁，他便投身于进步组织的行列。及至19岁，就读于琼山中学之际，五四运动中的骨干成员中便有了他的身影。1925年，他成功考入上海大夏大学的预科班，次年九月，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伊始，冯白驹本可踏入黄埔军校的大门，那地方曾是多少青年心中的圣地。然而，琼崖地区的早期领导人徐成章向他传达了海南更亟需人才的讯息，他未曾迟疑，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了这片热土。
这一回，便是终身。
1927年4月22日，琼崖地区遭遇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其性质与上海的“四一二”事件如出一辙。在此期间，众多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惨遭大规模逮捕与屠戮。冯白驹的入党引荐人李爱春亦未能幸免于难，他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仅一年有余，便被推举担任琼山县委书记一职。
那年他才24岁。
彼年九月，琼崖讨逆革命军发动了武装起义，随后改编为琼崖工农红军。冯白驹自此开启了他在海南的革命征程。他此番投身革命，长达二十三年之久。
1929年夏日，特委机关遭受重创，其领导人亦被捕或遇害。冯白驹挺身而出，紧急召集各县代表举行会议，成功重建了特委组织。翌年1月，王文明同志不幸病逝，冯白驹同志遂接任琼崖特委书记一职。
在那年的二月，冯白驹赴上海向上级汇报工作，有幸与周恩来会面。周恩来聆听了他的详细汇报后，赞许道：“你们在琼崖能够稳固红军、巩固农村根据地、掌握苏维埃政权，实属不易。”他进一步指出，只要我们紧密团结群众，高扬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不懈地斗争下去，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这段话，冯白驹铭记终生。在琼崖革命最为艰难的时期，正是这寥寥数语，给予了他坚强的支撑。
02
1932年7月，国民党陈汉光警卫旅抵达，对琼崖苏区发起了第二次围剿行动。
红军独立师虽拼尽全力进行抵抗，最终还是未能扭转战局。随后，师的主力部队不得不撤退至母瑞山根据地。面对敌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的猛烈进攻，形势变得异常危急。
特委作出决策，红军主力将实施突围，前往乐会、万宁与三团汇合，以牵制敌军。冯白驹率领特委、琼苏政府机关及其警卫连的百余人，选择留在母瑞山与敌军展开周旋。
这决定险些致命。
逾百人于母瑞山孤守，历时八个月有余，与党中央及各县委均已断绝音信。他们面临粮草不济、盐巴匮乏、药品短缺的困境，更无一件体面的衣物可蔽体。
冬日里的母瑞山寒风刺骨。他们以香蕉叶铺就床榻，同样以香蕉叶覆盖身躯。久未尝米粒滋味，更遑论油脂、盐巴与肉食。
饥饿时便采集野生蔬菜，寻觅野果充饥。然而，众多人在饥荒与疾病中丧生。
冯白驹的胞弟冯玉琛亦长眠于那片山峦之间。
1933年四月，在经历最后一次的突围战时，原本的百余人队伍仅剩下了二十五名战士。
25个人啊。
面对这等绝境，希望似乎变得遥不可及。然而，冯白驹却绝不屈服于命运。他率领着这25名战士，奋勇突围，最终成功下山，重返琼文老区，与当地党组织成功会合。
这25人成为琼崖革命的火种。
冯白驹时常提及，琼文地区虽无崇山峻岭，却孕育了无数革命热情的群众，正因如此，我们方能在这片土地上稳固立足。他称之为“非山庇护人，而是人庇护人”。
自1932年至1937年，历时五年之久，琼崖党组织与党中央的联系彻底中断。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他们面临着无指示、无支援、无增援的困境，却凭借顽强的意志独自支撑着。
截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编制仅剩60人，此外尚有200余名“在业红军”，他们平日里辛勤劳作，战时则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战斗。
凭借这微薄的资产，却需应对整个海南的国民党军队。
03
1937年，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冯白驹遵照中央的指示，与国民党琼崖地方当局展开了谈判。他力主停止内战，呼吁各方团结一心，共同投身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
在那年的十月，他踏上了前往塔市乡的路途，意图进行谈判。然而，不幸的是，他被国民党琼崖当局逮捕，一同被掳走的还有他的妻子曾惠予。曾惠予，这位与他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也一同陷入了囹圄。
当消息抵达延安，周恩来同志即刻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严正抗议，并责令南方工作委员会立即着手进行交涉。叶剑英同志亦致信广东国民党当局，敦促其释放冯白驹。
海南各界民众、爱国志士以及海外华侨纷纷发声，强烈要求释放被拘禁者。
面对压力，国民党在琼崖的当局终于不堪重负，于1937年12月释放了冯白驹。
1938年12月5日，在琼山县的云龙墟，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宣告成立，冯白驹被任命为队长。这一事件，后世称之为“云龙改编”。
独立队成为琼崖抗日的中流砥柱。
1939年2月10日，日军踏上海南岛的土地，国民党军队随即撤退。独立队毅然挺进至海口市南部的潭口，就此吹响了海南人民抗日斗争的第一声号角。
三月之际，罗牛桥之战中，我独立部队成功击毙日军大佐指挥官及其部下二十余人，并摧毁日军战车两辆。此役极大地提振了我军民的士气。
在抗战烽火最激烈之际，即1941年至1946年期间，琼崖党组织经历了与党中央联系中断的严峻考验，长达五载之久。
电台的唯一一部在日军扫荡的狂潮中被损毁，琼崖党组织随即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缺乏党中央直接指导的情况下，冯白驹及特委成员们不得不独立思考，自行作出决策。
即便在这样的逆境中，琼崖革命非但没有衰败，反而愈发壮大，战斗愈发激烈。
冯白驹巧妙地运用游击战术，成功抵御了日军的“蚕食”与“扫荡”，不仅巩固了根据地，更拓展了白沙、六芹山、儒万山等新的战略基地。
1944年的金秋时节，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正式更名为琼崖抗日独立纵队，冯白驹同志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琼崖纵队已壮大至七千余众，有效掌控了海南岛诸多区域。
04
1946年二月，国民党第46军采取分兵五路之策，对白沙中心根据地牙叉发起围剿，意图一举摧毁琼纵特委的指挥机关。自此，琼崖地区的内战正式拉开序幕。
此刻，上级下达了指令，琼纵的1900名指战员需向北撤退至山东，并将由美国军舰负责运送。
冯白驹对海南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剖析，却得出结论认为情况不容乐观。鉴于海南地处海外，若全面撤出，将导致过去23年所建立的事业根基遭受致命打击。
他同时着手进行“北撤”的筹备，并坚决执行自卫反击。然而，不久后，广州方面的决策发生了改变，导致北撤计划最终流产。
1946年8月与10月，广东区党委接连派遣代表前来，传达“南撤”的命令，指示琼纵主力部队向越南境内撤退。
冯白驹立即拒绝。
他表示，对于党如何对我进行处分，他并无异议，然而，对于这一指令，他却无法执行。将琼纵及地方上的红色干部全体撤离至越南，实则等同于将我们全部的力量置于汪洋大海之中。海南的民众也不会对此表示赞同。若是在海南岛坚守阵地，不论环境多么险恶，我们都未必会遭受敌人的全盘覆灭，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冯白驹毅然两次违抗命令，坚守阵地，从而为琼崖革命的稳固根基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6年9月，我军46军被调配至山东，由蔡劲军率领的四支保安团接手指挥。随着压力的减轻，琼纵部队得以展开反击。
1947年冬日，冯白驹巧妙集结五支精锐支队，兵分三路挺进保亭、乐东，旨在构建五指山的中心根据地。次年1月，成功攻克保亭全境；至同年6月，再下一城，征服乐东全域。
五指山中心根据地的正式确立，标志着琼崖革命斗争长期以来缺乏稳固根据地的历史局面得以终结。
1948年秋季及1949年春、夏季，琼崖纵队发起三波攻势，共击溃国民党军队逾4000名，攻克敌据点110余座，成功解放海南岛超过三分之二的区域，使该岛150万以上居民重获自由。
至1950年海南岛解放之际，琼崖纵队已壮大至两万余人。
05
自1950年3月至5月，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在琼崖纵队的接应与协同作战中，成功实现了渡海登陆作战，并最终全岛范围内实现了对海南岛的占领。
毛主席在指示中明确指出："海南岛之战与金门岛战役相较，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冯白驹部队的协同作战，二是敌军战斗力相对较弱。"
周恩来赞誉冯白驹为“琼崖人民的精神标杆”。
聂荣臻元帅曾挥毫题词，以激励士气，其词云：“孤岛奋战，艰苦卓绝，二十三年，红旗不倒。”
陈毅元帅曾言：“琼崖之坚守，历时二十三年，实为光荣之举，亦非易事。在我国党的历史上，尤其是在游击战争的篇章中，此一页尤为显著。我自身亦出身于游击战，对此颇有心得。他人或已败退，而你们却能坚持至此，实属不易。”
自海南解放以来，冯白驹同志担任海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一职。随后，在六月，他被任命为中共海南岛区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紧接着，七月，他更是身兼数职，同时被任命为海南军区的司令员及政治委员。
1950年11月初，冯白驹与叶剑英一同赴京进行工作汇报，荣幸地受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周总理不止一次前往北京饭店探望冯白驹，并敦促他前往同济医院进行全面体检。鉴于冯白驹在漫长的艰苦战争岁月中所受的折磨，他的痔疮始终未能得到彻底治愈。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下，他被告知务必将病情治好，方可重返海南。
周恩来特地前往医院探望，并亲自叮嘱医生与护士务必细心照料冯白驹。
然而，正当冯白驹投身海南建设之际，一场对其个人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运动悄然拉开序幕。
06
1952年伊始，局势迎来了转折。中央政府指出，广东地区的土地改革存在“右倾”倾向，进展速度有所迟缓，因此着手在广东展开一场旨在抵制“地方主义”的斗争。
昔日执掌广东事务的叶剑英与方方，均为地道的广东籍干部，对本地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广东地区华侨众多，约占全国华侨总数的四分之三，众多华侨在海外拥有产业，同时在国内亦购置了房产。
叶剑英等人在实施政策时格外谨慎，对华侨的房产和资产处理时亦充分考虑，预留了适当空间，以防伤害华侨的情感，进而影响到统战工作的开展。
中南土委会认为此举趋向于右倾，遂要求加速推进，并对土地改革实施更加坚决的执行。同时，他们提出“依靠解放军，依靠南下干部，由解放军和南下干部担任领导”的指导方针。
此刻，问题接踵而至。广东本土干部与南下干部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
1952年夏日，广东党内掀起了反对“地方主义”的斗争高潮。部分人士对海南的土改进度提出了批评，同时，他们还针对海南区党委曾悬挂冯白驹画像一事，以及海南代表拟在全国政协提出设立海南省的提议，指责冯白驹推行“地方主义”，企图建立“独立王国”。
冯白驹心中疑惑，然而为了遵循党组织的指示，他不情愿地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违心地对所谓的“错误”表示了认错态度。
不久后，冯白驹被调离海南，转任华南分局的统战部长一职。尽管他仍保留了海南区委书记以及海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职务，但实质上已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叶剑英为庇护琼崖纵队的干部，不惜以“主帅无能，累及三军”之语表达自责之情。岁末，身患疾病的叶剑英被调回北京。
随着对“地方主义”的抵制，方方与冯白驹逐步退出了广东地区的领导行列。
1952年3月，军队展开了一次干部评级工作，冯白驹在此次评定中荣获行政七级，此级别相当于军队中的准兵团级。据此级别，冯白驹理应在军队中担任准兵团级的职务。当时，准兵团级干部共有58位，其中，贺炳炎后来晋升为上将，而剩余的54人则被授予中将衔。
冯白驹虽已告别军旅生涯，投身地方事务，这一转变恰恰成为他未能获授军衔的直接制度障碍。
07
1955年9月，全军授衔。
1955年二月，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向毛主席及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份请示报告，就涉及军队关系及特定地区联系的代表人物的军衔事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报告指出，冯白驹、周保中等人“亟待评定军衔并予以授予”。
最终，当方案敲定之际，明文规定，那些已从军队系统转至地方工作的干部，将不再具备参与授衔的资格。
冯白驹错过了开国将帅行列。
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荣膺少将军衔，而第3总队总队长吴克之则先被授予大校军衔，随后晋升至少将军衔。此外，第3总队政委陈青山亦位列少将之列。
跟随冯白驹并肩作战二十余载的部下均已授以军衔，而他本人却依旧未曾获得任何军衔。
考虑到冯白驹在创立琼崖纵队及协助解放海南过程中所建立的卓越功勋，他与周保中、于学忠、孙蔚如等杰出人物同被遴选进入国防委员会。
冯白驹与周保中，南北辉映，均荣获三枚荣誉勋章，分别为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一级解放勋章。
未曾佩戴军衔，却荣获三枚一级勋章，在那个时代，这已是难得的殊遇。
冯白驹的麻烦未了。
08
1956年，广东省委在选拔海南领导班子成员时，目光投向了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林克泽。林克泽却表示，海南的工作难度颇大，单凭一人之力难以有所作为。
冯白驹肩负省委的重托，前往医院对林克泽进行思想沟通。他明确传达了省委的意向，即由他来提名行署班子的候选人。这一表态使得林克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最终放弃了坚持。
继而，林克泽致信冯白驹，提议将符哥洛、陈说、袁汉等六人纳入领导班子。在信的结尾，他不忘附上一句：古老（古大存）一直对海南情有独钟，不知这封信是否也能请他过目。
这封未封口的信件，经林克泽之子亲手送达至冯白驹的居所。恰逢冯白驹当时不在广州，故此信件遂转交给了其夫人曾惠予，并由她转至秘书处处理。
秘书阅后，并未将文件转交给冯白驹，而是径直呈交给了省委的相关领导。
这一交，出大事了。
彼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他览阅此信，怒不可遏，坚信这是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派系分子图谋对海南区党委及海南行署进行组织架构上的调整，意图排除外地干部，夺取海南党组织及军队的领导权，将海南转变为一个“独立王国”的阴谋。
信函被复制并分发给省委委员审阅。然而，这封冯白驹未曾审阅过的信件，却意外地被定性为“反党信件”。
1957年二月，省委召集了一次扩大会议，冯白驹届时将代表省委，就《关于工业整顿问题》提交一份详尽的报告。
在会议持续至第三日之际，冯白驹意外地成为众人批判的焦点，被迫交代所谓的“反党文件”问题。
这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他未曾料想，竟有自己未曾目睹的信件，竟被定性为“反党文件”。
1957年12月12日，在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及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错误问题的决议》。
冯白驹的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及海南军区政委等职被正式撤销。
自那时起，冯白驹因被冠以“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首领之名，承受了长达25年的冤屈。
广东省及各市委、市县各级因涉关联性受到惩处的官员，共计超过两万人。
面对接踵而至的指责，冯白驹内心虽感抗拒，然而为规避进一步的伤害，他不得不屡次进行自我反省，痛心接受“过错”的指控。
经此批判，冯白驹深感自己沦为反党分子，羞愧难当，内心痛楚不已。回想起自己数十年的革命历程，他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在枪林弹雨中英勇奋斗，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然而，如今却背负上了反党分子的恶名，痛苦之情难以言表。
1958年1月，冯白驹被调至三水县，表面上是担任县委副书记一职，实则陷入了劳动改造的境地。
1962年二月，党中央于北京召开了一场七千人规模的会议，会上大力提倡实事求是、勇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并激励全党同志坦诚布公，畅所欲言。
广东省委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于从化召开了一次规模扩大的会议。会议强调，党员同志们需向党组织敞开心扉，坦诚交流，共同总结经验与教训。
冯白驹受邀出席，他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敞开心扉，与党坦诚交流，助力党的整风运动。他毫无保留地阐述了自己对于所谓广东及海南“地方主义”问题的见解，并对广东省委部分领导在过去几年工作中所显现的“左”倾倾向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他的言辞逻辑严密，道出了历经沧桑、功勋显赫的琼崖纵队资深将军，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肺腑之言。
然而，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视此为冯白驹试图为“1957年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平反，遂迅速向党中央作出汇报，并迅速加强了对冯白驹及其同僚的处分措施。
1962年8月，冯白驹向党中央及毛主席呈递了一份申诉文件，针对广东省委对其作出的反党定论，表达了强烈的异议。他坚称广东省委的批判缺乏事实支撑，难以令人信服，恳请党中央依据事实真相，秉持公正，妥善处理其个人问题，捍卫真理。
在那个时期，党内正掀起对所谓“翻案风”的批判浪潮，将阶级斗争无限扩大与绝对化。冯白驹的申诉未能取得任何成效。
纵然如此，冯白驹并未气馁，依旧坚定地信赖着党组织，深信党组织终将为他澄清事实、昭雪沉冤。
09
1963年春四月，冯白驹同志被任命为浙江省委委员及浙江省副省长，肩负起主管文教、卫生、科技等领域的重任。同时，他负责领导计划生育及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
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拉开序幕，冯白驹不幸背负了“土匪头子”、“叛徒”、“黑司令”、“走资派”以及“反党分子”等五项罪名。
他两次遭受非法拘禁之苦，家属亦未能幸免于难，遭受连累。在隐蔽的监护所中，他孤独地度过了长达三年的漫长时间。
三年的非法监禁，他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折磨，生命几近枯竭。即便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面前，他亦未曾退缩的坚毅男子，即便身心承受着巨大的摧残，依旧牵挂着党的命运与国家的未来。
人们常说，冯白驹的一生可谓是“革命终生，磨难不断，委屈不辍”。
1973年7月19日，冯白驹于北京离世，享年70载。
临终冤屈未解。
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郑重发布通知，对冯白驹同志进行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并明确认定其为海南革命事业的杰出旗帜，其卓越贡献永载史册。
自1973年离世至1983年得以昭雪，历经整整十年岁月。
冯白驹历经25载，终于等来了平反的消息，然而，他却未能亲眼见证这一刻。
10
冯白驹未能获得授衔的原因，实则颇为复杂。
1955年授衔之际，规定明确指出，凡已从军队体系转至地方工作的干部，将不再具备授衔资格。冯白驹于1952年便已调任地方工作，因此未能获得授衔机会。
为何他在1952年便毅然告别军旅生涯，这实则与那场反对“地方主义”的运动紧密相连。
那时的情景便是如此。在解放前夕及建国初期，广东成为华侨的聚居地，华侨的数量占据了全国的四分之三。这些华侨在海外拥有产业，同时在国内也拥有房产和亲人。
在推行土地改革政策的过程中，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广东籍干部，针对华侨的特殊情况，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他们对华侨的房产与财产给予了适当的保留，确保了这一举措不会对统战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然而，此举被视为右倾，进展过于缓慢。中央对广东的土地改革工作提出批评，指出其“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
随即，对“地方主义”进行了反转，认为广东的党组织存在不纯现象，主张“依托主力部队，依靠南下干部，由主力部队和南下干部担任领导”。
由此，广东本土干部与南下干部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叶剑英、方方、冯白驹均遭受批判，方方被免去职务，冯白驹则被调离海南。
逾七千名地方官员遭受处分及牵连。随之而来的是人事调整，叶剑英、方方被调离原职，冯白驹亦被降职。
有人指出，这种基于地域差异对待干部的做法，不仅不利于相互取长补短和增进团结，反而可能导致隔阂与矛盾的滋生。
“关于冯白驹同志的问题，若未妥善处理，则无需再行追究。他在过去对党的贡献不可忽视。”
广东省委已对冯白驹的处理作出明确宣布，并始终保持不变。
若无反“地方主义”的干扰，冯白驹很可能迅速投身于海南及广东的建设工作，但他的军队生涯或许不会如此迅速告终。然而，正是土改工作的种种事宜，加速了这位将领从军队中退出的步伐。
依据1952年的评级标准，冯白驹被定位为准兵团级将领。彼时，准兵团级共有58位将领，而随后贺炳炎晋升为上将，中将人数增至54位。考虑到冯白驹的资历与所做贡献，授予他中将称号是实至名归的。
然而，他在1952年便已退役，到了1955年授衔之际，他已在地方岗位上辛勤工作了三年有余。尽管1955年初总干部部的报告中曾提及冯白驹“应评定军衔并予以授予”，但最终确定的方案却规定，凡已脱离军队的人员均不再参与军衔的授予。
琼崖纵队亟需有代表人物，因此马白山与吴克之被赋予了相应的军衔。然而，作为琼崖纵队的创立者与精神领袖，冯白驹却未能获此殊荣，令人遗憾。
11
冯白驹的遭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自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便投身海南的革命事业，他在这片孤岛上坚持斗争，历经整整23载岁月。
在最艰难的关头，人数从百余人锐减至仅剩二十五人，但他未曾放弃。即便两次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累计长达十年之久，他依旧将琼崖革命的旗帜高高举起。
抗命两次，坚守了琼崖革命根基。
协助四野解放海南，功勋卓著。
建国之初，因土改进程中的问题遭受批判，又因一封未曾寓目的信件，被误判为“反党集团”的核心成员，随即被剥夺职务，下放接受劳动改造。
文革期间，曾遭囚禁3年，备受摧残。
1973年离世，冤屈未解。
直至1983年，即逝世十载之后，其冤案方才得到正式平反。
即便无军衔之显赫，亦无法抹去他数十年卓越成就的辉煌。三枚一级勋章，便是对他卓越贡献的最佳印证。冯白驹，琼崖共产党人的杰出楷模，琼崖人民心中的光辉旗帜，他创立了琼崖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壮丽篇章。
史实来源：
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琼崖纵队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于2016年。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部门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面世于2011年。
《冯白驹回忆录》——一部由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著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与各级领导成员名录》一书，由军事科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于2013年。
金冲及先生主编之《周恩来传》，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于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