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纪登奎：王新护驾有功，周总理提名他出任河南省二把手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他以血肉之躯为总理撑起保护伞
1967年秋末，郑州国棉三厂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那天傍晚，王新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要他护送一位中央领导去这个厂子视察。他立刻召集了一个排的战士，火速赶往。到了地方，他看到厂子外面围满了人，现场气氛特别紧张。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临时起意，要看看纺织工人们过得怎么样，结果消息不小心传了出去，引来了好多“造反派”，把总理堵在了厂子里。
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呼喊声震天响，王新赶紧让士兵们手拉手连成一道屏障，硬是挤出了一条路。这时，有些人情绪失控，开始扔砖头和乱七八糟的东西，王新却一步不退，直接站到了最前面，用自己的身子挡住那条路，好让总理能安全走掉。混乱中，他的胳膊被小石子划破了，血都渗出来了，可他还是一直指挥着，直到总理坐上吉普车开走。
事后，周总理紧紧握着王新那缠着绷带的手，认真地说：“河南正需要像你这样，军事政治都精通的干部。”国棉三厂是郑州的一大工业支柱，养活着众多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厂里的矛盾在那个特殊时期被激化了。事后，河南省军区对这次事件做了总结，指出遇到突发情况时，一定要冷静，反应得快才行。
征战岁月，历经抗日战火又赴上甘岭激战
王新这个名字，和战争有着不解之缘。1939年9月，在山东武城县的戚庄村，才23岁的王新就召集了十几个乡亲，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他们装备很差，就一把驳壳枪，剩下的多是红缨枪和农具，可这支队伍的斗志却特别旺盛。队伍成立那天晚上，他们就转移到了河西小林村，在武城和清河交界的地方开始活动。没过多久，在吕华庄南边，他们果断处决了几个汉奸，把当地的日伪军吓得够呛，队伍一下子就壮大到了30多人。
同年11月，上面同意把游击队扩充成独立营，还让王新当了教导员。独立营一成立，打仗的本事就强多了。到了下个月，他们突袭了陈庄的伪警察所，抢到了不少枪和东西，给后面的行动开了个好头。1940年春节那会儿，独立营又动手了，把河西街的伪警察所给拿下了。还是那年春天，在要庄北边，他们把一股几十人的土匪给打掉了，让根据地的治安好了很多。打了几仗后，独立营的人增加到100多个，成了当地打鬼子的重要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王新的军事生涯翻开了新篇章。1950年6月，朝鲜战争打响，他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29师的政委，跟随部队奔赴朝鲜战场。1952年，上甘岭战役打响，王新参与了作战指挥。这场战役整整持续了43天，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兵力，志愿军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坚守住了阵地。王新和战友们顶住了密集的炮火，经历了近身搏斗，彰显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1958年，他回国到解放军政治学院深造，系统梳理了战争中的经验。1964年，因他长期为革命做出的贡献，被授予少将军衔。
新伙伴现身，从“远远祝福”变“携手同行”
1967年年末，王新妥善处理了郑州国棉三厂的事件，因此获得了中央的信赖。才过三个月，到了1968年年初，中央就发了任命，王新从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变成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成了当时河南的二号人物，负责全省的日常事务。那时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是特殊时期的权力核心，要干的事儿很多，王新一上任就赶紧着手维护社会稳定和恢复生产的工作。
这时候，纪登奎刚好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做调研。听到王新被新任命的消息，他便托人捎去一包信阳毛尖，算是道喜。他俩都是河南老乡，又在那个特殊时期都当上了大官，不过因为一个长期在地方党委工作，一个一直在军队里，所以以前没怎么打过交道。直到1968年，新乡出了个武斗的事儿，这才让他俩有了第一次真正的合作。
1968年的时候，新乡市因为工人不同派别之间打架闹事，变得乱糟糟的，工厂都不开工了，铁路运输也停了，整个社会的秩序都快撑不住了。为了解决这个麻烦，纪登奎接到命令，带着工作小组去新乡处理这事儿。等他到了新乡火车站，发现王新已经提前动手，带着两个连的士兵把车站和附近的地方都管起来了，让这条重要的交通线又能正常用了。
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纪登奎和王新开始商量对策。王新把地图铺开，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把厂区的位置圈了出来，然后说了个主要靠军事行动的法子：“我带着队伍去把东边和北边给封了，你的人就去守西边和南边，这样就能把打群架那块地方给团团围住。”这个办法就是靠军队来快速把冲突压下去，让秩序恢复正常。
纪登奎根据现实状况，给出了不一样的应对办法：“参与武斗的两边都是工人，这是内部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先带三十个干部进工厂，不拿武器，靠劝说消除他们的对立情绪。”王新听了，马上表示赞同，一拍桌子说：“行，就照你说的办。我让部队在外面等着，随时准备帮忙。要是劝说不管用，那我们就用强硬手段。”
纪登奎马上带着工作小组去了新乡那几个武斗最厉害的工厂。他挨个和工人代表谈心，讲清楚武斗对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坏处，让大家多为整体考虑。谈了好几个小时，工作组的耐心开导起了作用，有些工人慢慢放下了手里的家伙。一看火候到了，王新就指挥部队在工厂外围守着，防止外面的人来搅和。最后，三百多个参与武斗的工人都主动交了武器，冲突就这么和平解决了，工厂也慢慢恢复了正常秩序。
纪登奎用巧妙的劝说方法缓和了紧张局势，王新的军事安排则让行动有了可靠后盾。周总理看了汇报后，对他们的配合大为赞赏：“王新有魄力，纪登奎有招数，你们配合得很出色。”随后两年里，纪登奎和王新一起跑遍了河南十七个地市，解决了四十多起同类问题。两人分工清晰：纪登奎负责协调当地各方，做思想工作；王新负责调动军队，保障行动顺利。这种“软”“硬”结合的方式，成功化解了多地的矛盾，让全省保持了稳定。
时光更迭，彼此间情谊依旧坚定如初
上世纪70年代前期，纪登奎从河南被调去中央任职，跻身国家权力中枢。当时，他凭借在地方工作时积累的实干精神和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很快在中央有了名气。到中央后，他主要管起了铁道部这些要害部门。1975年，他开始负责铁路系统工作，尽管当时政治环境紧张，正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他仍保证了全国铁路运输的顺畅。
为确保物资能顺利运输，他多次召集不同地区的人开会协调，改进了货物运输的安排，让粮食、煤炭这些物资能快速流通起来。同年，南方有个铁路关键站点因设备太旧出了问题，他亲自盯着维修，派技术团队连夜抢修，只花了三天就让铁路重新通车了。
纪登奎在中央工作期间，自然免不了和某些人有所往来，可他并没有一味盲从，处理事情时还是保留了自己的主见。1975年，华国锋被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后，纪登奎当众表明了支持态度，坚决拥护中央的安排。
1976年7月，唐山遭遇了超强地震，京津一带的交通几乎全断了。纪登奎在紧急关头接下重任，跑到抗震救灾指挥部，一连七天七夜都守在那里指挥铁路抢修。他亲自盯着，让工程队和部队配合好，先抢修京津铁路最重要的部分。在他的带领下，救灾物资很快送到了灾区，伤员也及时被送走了。最后，铁路部门创造了“地震后24小时就修通了京津铁路”的奇迹，给抗震救灾抢出了不少时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由此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会上，不少参会人员对当时的一些政策和领导人进行了反思和批评，纪登奎也是其中被提到的一位。最终，全会决定让纪登奎辞去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工作。这个决定没有公开宣布，而是通过内部文件传达的。到了1980年，纪登奎正式离职，从此退出了政坛。
1980年，纪登奎自己提出不再担任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职位，离开了政治权力的中心。之后，他慢慢不再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不过他还是继续在为国家做事。1981年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特意找他深入聊了一次。在聊天时，邓小平表扬了纪登奎以前工作时的付出，还希望他能继续用自己的经验和才智，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邓小平还问了他对以后工作有什么打算和建议。纪登奎说，他愿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参与一些政策研究或者行业规划的工作，尤其是在经济建设方面。
同一时期，王新的工作方向也有了转变。上世纪70年代刚开始，他就离开了河南，被调到别的军区，专心搞部队建设和军事方面的工作。到了1979年，他当上了武汉军区的副参谋长，管起了后勤和训练计划。到了新职位，王新还是保持着他那干脆利落的行事风格，多次搞起了大规模的军事演练，让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提升。
纪登奎从职位上退下来后，就过起了不张扬的日子，很少在大家面前露面。而王新依旧留在军区，一直干到1980年代中期才退休。
文献参考：[1]贺明洲所著《纪登奎的兴衰历程（上篇）》[J]，发表于《学习论坛》1994年第10卷第9期，页码为45至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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