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6日，香港《新晚报》的头版头条位置上，一则大红套色标题轰动了香港。标题上写着：前军统大员沈醉将军偕女抵港小住，大陆以外子女前来团聚。
沈醉原本只是陪自己的女儿到香港看妈妈，自己顺便看一眼前妻。出发之前，他已经跟女儿商量好，不透露自己的行程，甚至连前妻粟燕萍都不知道他会过来。然而，沈醉这个名字实在太具影响力了，当他在深圳罗湖办理入境手续的时候，香港的记者们就已经得知了消息。
在香港，沈醉有着不少的记者朋友，他们大都是解放前夕国民党各大报纸派驻在昆明的。当时，担任军统云南站站长的沈醉，掌管着去香港及台湾的机票分配大权，很多人都找他帮忙。在自身难保时，沈醉也乐得慷慨，不仅送机票，还送大洋，做个顺水人情，以图来日有个照应。
沈醉的记者朋友发布消息时，当然还算客气。但在当时的香港，还有着大量亲台湾政权的报纸，就没有那么中肯了。诸如“虎口余生”、“脱险来港”这样的标题纷纷见诸报端，让人颇为气愤。但这些对沈醉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他到香港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见一见自己的前妻，让自己魂牵梦萦的多年的“雪雪”。
在功德林的日记里，平均每三则就有一个“雪”字
沈醉的一生，充满了绑架、暗杀、刑讯的罪恶，也充满了曲折、惊险、离奇的经历。甚至在他的婚事中，也有着一个传奇性的故事。
“雪雪”的大名叫粟燕萍，湖南长沙人。1938年沈醉在临澧军统特训班当行动术教官时，粟燕萍于国民党中央军校西安分校毕业转而进入这个特训班当学生，时年十八岁。
某一日，沈醉在教游泳时，救起了一位误入深水区的女学员，发现这位女学员不但笑起来很甜美，而且性格开朗活泼，爱唱爱跳。沈醉渐渐地对她产生了爱慕。这位女学员就是粟燕萍。
然而，由于当时戴笠办特训班的目的，是要把毕业的学员派往敌占区，所以严令禁止师生、学员之间谈恋爱，沈醉也不敢造次。不过沈醉的母亲觉得粟燕萍端庄清秀，大方得体，长得一脸福相，非常赞成他们在一起。
老太太找来自己的女婿，也是军统元老的余乐醒，请他去说服戴笠，成全沈醉跟粟燕萍的婚姻。当时，特训班的师生对沈醉跟女学员订婚的事反应很强烈，余乐醒只好将粟燕萍关了几天禁闭，并对戴笠谎称他们两人是早年定下的娃娃亲，母命难违。
戴笠原本就对沈醉宠信有加，既然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何况就在之前不久，戴笠还逼迫沈醉与前任女友断了联系。沈醉的前任女友叫白云，是一位左倾杂志《女子月刊》的编辑，两人不但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还生了一个儿子。但白云倾向革命，抗战爆发后便去了延安，沈醉好不容易跟白云重新联系上，被戴笠知道后严厉制止，断了联系。
在得到戴笠的允许后，沈醉也就跟粟燕萍结了婚，婚后十分恩爱，十年间就生了六个孩子。1949年，沈醉被卢汉扣留在云南，继而成为战俘，而粟燕萍则带着孩子去了香港。1953年，台湾当局用中央社的名义公布了一则沈醉起义后继续反共，已遭共产党杀害的新闻，并将刻有“沈醉”二字的牌位入祀国民党“忠烈祠”。
这不过是蒋介石集团的惯用招数，他们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将领“弃暗投明”，抑或是纯粹为了挽回一点面子，对于被俘或起义的将领，一般采取几个步骤。首先是宣布该将领已经战死沙场，甚至大搞追悼会；当被俘或起义的消息瞒不住时，就声称他们已被枪毙；继而又称他们在监狱遭到非人虐待，最后实在圆不下去，就大骂他们“沦为统战工具”。
这样制造假消息的手段尽管拙劣，但带着六个孩子在香港、生活无着的粟燕萍看到后，很快就陷入了绝望。不久后，粟燕萍就改嫁给一个流落到香港的原国民党某部一个团长。
当然，沈醉什么也不知道，当时他正在重庆歌乐山下关押，不久后被转到北京功德林。他在功德林写的日记中，平均每三则就有一个“雪”字。例如：
12月10日 星期一 阴 微雪
昨夜又梦雪雪。这可能是昨下午穿上她穿过的毛衣时，想到了过去的情况而在脑中有所反映的缘故吧！夜里梦到她，心情上总是舒畅的。
晨起看到天空飘着微雪，非常高兴。但不久即停止，连地面上都没有盖满，真太少了一点。我宁愿冷而不愿看不到雪。雪呵！请你下吧！下吧！昨夜晒在院内的衣裤上积了一小点雪，我轻轻地抚摸着它，这些雪是那么冰凉，而我的心肝雪雪却是那么温暖！温暖得遍体生香！雪雪呵！我何时能再把您拥入怀中尽情地享受您的温暖呢？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宣布战犯可以与亲友通信的当天，沈醉即给旧友们去信，打听雪雪的下落。只有唐生明给他回信答复：“1951年在港见她一面，以后无往来，她未留地址。”
沈醉此时最爱听《白毛女》的插曲。“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他是多么希望一朵雪花由南天飘来，直落在功德林戊字胡同里的第二组门前啊！
沈醉生于1914年，被俘那年35岁，1954年转到功德林时整整40岁。这位双手沾满血腥的军统杀手，在不惑之年的日记中，却是对妻子如此情意绵绵的话语，着实让人意想不到。
1960年，46岁的沈醉获得了特赦。这位军统恶名罩住的暗杀高手，多少共产党员、革命志士死在了他的手下，竟然在被关押11年后获得了特赦。谁也没有想到。获得特赦的第二天，沈醉给唐生明拍去电报，然后乘车南下，直奔广州，准备迎候雪雪的归来。可是，罗湖桥上，他没有看到粟燕萍的身影，甚至没有收到唐生明的回信。
直到1962年，沈醉终于通过另一个在香港的朋友丁中江，找到了雪雪的踪迹，他还收到了雪雪的来信。粟燕萍得知沈醉还活着，非常激动，在信中告诉他，母亲罗裙已于1953年在台湾去世，大女儿和小女儿于1952年离开香港，到大陆寻找父亲。大女儿沈小燕因病夭折，小女儿沈美娟正就读于长沙七中。
沈醉在他所写的《我这三十年》中，曾这样描写自己收到粟燕萍的信时的激动之情：
“当我看到雪雪那潇洒熟悉的笔迹时，几乎激动得全身发抖。特别是看到雪雪和孩子们的照片，我即当着送信的传达室员工流出了眼泪。”
粟燕萍的信上没有留地址，沈醉只得给小女儿沈美娟写信，询问她妈妈更详细的情况。同时，沈醉还给已在长沙的第二批获特赦人员夏建去信，让他替自己去看看孩子。很快，沈醉就收到了夏建的回信，信中说，他已经去看了孩子，孩子很好，有可能孩子的妈妈已经靠不住了……
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中这样写道：
“这消息真是晴天霹雳！读完信后，我几乎支持不住了。不！我不相信。从她上次来信中我看不出雪雪有什么问题，我需要看她的下次来信！不久，雪雪的信又来了，真相大白，她不但已经改嫁，而且与新夫已生一子！爱妻别抱，五内俱焚，我的心上像被人插了尖刀！”
虽然万箭穿心，但谁也无法抗拒命运，更何况这样的悲情，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自己过去种下的恶果。在沈醉的特务生涯中，他不但自己是军统的暗杀高手，戴笠的四大金刚之一，他还作为特训班行动术教官，教的就是监视与跟踪、绑架与暗杀，目标直指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沈醉不得不承认，他过去干的尽是些卑鄙下流灭绝人性的勾当。而雪雪的离去，大概也是因果报应使然吧。
沈醉向雪雪承诺，将自己的全部情感，寄托在唯一在大陆的小女儿身上，将她抚养成人。可即便沈醉后来又再婚，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渴望着能见雪雪一面。
“我们用行动告诉他们，岸在北京！”
1980年的中秋，沈美娟提着月饼来看望父亲，并对他说：“妈妈又有信来，让我去香港看她哩！”沈醉替女儿感到高兴，让她抓紧写个申请，第二天就可以交给领导！第二天，沈醉将沈美娟申请赴港探亲的报告交给文史办公室董主任时，董主任却没有说话。沈醉有自知之明：“不行就算了，她毕竟是军统特务的女儿，出去多有不便。”
董主任愣了半晌，才说道：“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想法是，你为什么不一起申请去香港呢？”这下轮到沈醉愣住了，他问道：“我？我能得到批准吗？”董主任却告诉他，可以试试，根据相关政策应该是可以的。
沈醉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递交了申请，不到一百天，沈美娟就拿回了两本“港澳通行证”。领导考虑到他们父女的香港之行需要用钱，还特意由《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预付一笔为数不小的稿费。沈醉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到了香港，沈醉担心粟燕萍时隔三十年见到自己，一时接受不了，于是让小女儿先去见妈妈。至于他和雪雪见与不见，以及什么时候相见为宜，都根据沈美娟试探以后的情况再说。当然，香港报纸的报道，也让他的计划化为泡影。很快，不仅粟燕萍知道了沈醉到了香港，他在海外的儿女也知道了。
沈小熊是沈醉的二女儿，在美国经商。沈醉去香港之前，她与丈夫返回台湾。沈醉抵港之后，她即由台赴港，与父亲相处二十多日。
沈小熊一进屋，就问沈醉为什么住在如此窄小的屋子里。沈醉申辩说：“这家旅店并不次，这间屋子每天两百元港币，够好的了。”沈小熊反驳道：“两百元港币算什么，至少也要住一千元港币的!”沈醉苦笑起來。
值得提一笔的是，沈醉在香港新闻界的某些亲友，三番五次地劝他写一篇类似“小骂大帮忙”的文章，这样不仅可以得到极为优厚的报酬，而且可以博得有关方面的赞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尽管沈醉拒绝了这些亲友的“好意”，但是眼下的沈小熊是希望沈醉这样做的，所以在谈话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了段克文时来运转的“好事”。
段克文系原国民党军统局上校专员，1975年获赦释放后申请去台湾，后由香港去美国，在美国撰写以恶毒攻击共产党改造政策为内容的《战犯自述》一书，又于当年元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作了题为《我看透了共产党》的长篇讲演。沈醉明确告诉沈小熊，台湾当局可以出高价收买段克文，却不可以收买从旧社会起就看不起段克文的沈醉。
同样看不起段克文的还有周养浩，曾经与沈醉同为“军统三剑客”，1975年获得特赦的特务头子。周养浩在美国安度晚年时，国民党方面的记者认为周养浩也应该跟段克文一样，是反共的，特意拉着美国记者去采访他。没想到周养浩说：“我能和家人团聚，说到底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的伟大政策”，还说段克文“不是东西”，原本只是文强手下的一个上校办公室主任，在文强离开军统时，偷盖了一个文强的印章，才骗了个少将当。
沈小熊最后对沈醉的谈话还是落到“港币”上来。她告诉父亲，没有钱了尽可找她，她在美国经商，有的是钱，说着便从衣袋里取出一张支票来。沈醉好言叫她收回去，然后笑着说：“你是美国籍人，却从台湾岛来，这个钱是谁的我还不知道吗?”沈小熊长叹一声，说：“过去妈妈总说你如何如何精明，我看爸爸现在你真是有点儿老糊涂了。”
沈醉一点也不糊涂。
他跟粟燕萍及其丈夫的见面被安排在宾馆，很多香港资深报人到场。在这些资深报人的印象中，沈醉凶狠残暴，面对夺妻之恨时，必定会上演一场“全武行”的打斗，这无疑又是一条轰动香港的新闻。
对于这次会面，粟燕萍也是既期盼又不安，沈醉的脾气她比谁都清楚。因为，她不仅是沈醉十多年的妻子，也是受过他严格训练的学生。
房门打开后，当粟燕萍和丈夫唐如山忐忑不安地出现在沈醉面前时，沈醉疾步上前，紧紧地一手握住一个人的手，把两人拉进屋内。
“我很抱歉，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让你受苦了……我更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孩子们都是你们抚养成人。今天，我是特地来香港向你们道谢的！”
听罢这番肺腑之言，粟燕萍不免有些意外，“你既能原谅我，我们以后就做朋友好吗？”
“不，不是做朋友，我们两家原是一家，你是我的妹妹，你（唐如山）就是我的弟弟，你们以后就叫我三哥吧！”
说到此时，粟燕萍夫妇和沈醉父女已经是泣不成声。等着大新闻的资深报人此时也都已经呆住了，有人走到沈醉面前，说道：“你变了，分别三十年，我第一次见到你变了！”沈醉回道：“我当然变了，经过共产党十多年的改造，我已经从鬼变成人啦！”
沈醉的态度让那些试图“拉拢”他的国民党媒体死了心，他们开始对沈醉发起攻击。
1981年1月18日，国民党《香港时报》作为对其他香港报纸报道沈醉抵港小住的套红标题的报复，也不惜工本做了一个套红标题，题目是“戳穿沈某可耻目的”。该报以“一群热爱贵报的读者”名义，开始对沈醉发难：
“……近阅本港几家匪刊，对党国叛逆、共匪统战走狗沈某来港小庄之消息，大登特登，使我们极为气愤，我们当中与沈过去有相识者，曾访沈于旅舍，向其晓以大义，劝其迷途知返，回头是岸，而能在此反戈一击，痛改前非，为时未晚，岂料此一走卒竟到了不可救药之程度，我等对其已仁至义尽矣，现为戳穿其可耻目的，并促其认真考虑其前途，欲借贵报一角，发表我辈对此走卒一篇逆耳忠言，兼警顽愚，敬乞早日给子刊登为感！”
沈美娟将报纸送到宾馆，希望父亲能撰文反驳。沈醉摇摇头：“最好的反驳是行动。他们不是要我回头是岸吗？我们今天就收拾行装，明天就离开香港，我们用行动告诉他们，岸在北京！”
沈醉归来时，不仅使香港舆论界大吃一惊，就连深圳海关人员也颇感意外。沈醉父女的出国护照有效期为一年，香港方面允许居住的时间为半年，按照香港移民条例的最新规定：凡在港连续居住一百八十天者，即可申请定居权。为了促成沈醉至少住满这个时间，香港诸位将为他提供巨额赠款，安排舒适住地。然而沈醉在二十七天以后回了内地。
为了表达他对亲友的歉意，为了消除舆论界的怀疑，沈醉临行之前对香港记者公开了他的秘密——“因为我想起我母亲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一个人。”
莫道千古绝唱，沈醉早知归路，《新晚报》在“新语”栏发表文章说：“沈醉本人是自有抉择的，尽管来到了这个东西方的十字路口，他并不彷徨，说要回去，就果然回去。”
从人变成鬼，再从鬼变成人
沈醉的母亲罗裙是一位诗人，曾是柳亚子发起成立的南社成员之一。她认为可以传诵千古的旧词，首推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沈（通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于是，罗裙给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取名“沈醉”。
曾几何时，沈醉也是一个向往革命的少年，他崇拜在叶挺独立团担任团教导员的姐夫，羡慕在北伐军中当军医的姐姐。他会领着同学到家中，冲着地主身份的父亲高喊“打倒土豪劣绅”，他在17岁那年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学生游行，被学校开除。
但后来的他，成为戴笠麾下最受宠信的特务头子之一，28岁即做到了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甚至一度被传为戴笠的接班人。作为特务头子的沈醉，不但身体力行，虐杀无辜，而且恶种流传，广收弟子，致使大陆人民乃至海外同胞都称他为“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在从人变成鬼的过程中，沈醉意外地遇到了一堵墙。他在昆明担任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时候，毛人凤带来蒋介石的密令，暗杀爱国将领杨杰。杨杰的寓所，正好就在沈醉那座小洋楼的对面。就在沈醉策划暗杀方案时，他的母亲似乎有所察觉。
一天，罗裙走进沈醉的房间，对儿子说：“你的儿子叫他杨伯伯，今天下午他的杨伯伯就要死在院子里，你的儿子会问你，哪个坏人杀死了杨伯伯？你要怎样回答你的儿子？我又怎样回答我的儿子？你要杀杨杰，先把你的儿子和母亲杀掉吧！”
沈醉若有所动，设法在行动前通知了杨杰，当他带着人跟前来“督战”的徐远举冲进杨杰的寓所时，已经人去楼空。但这不过是将“杨杰事件”发生地点改变了一下而已。1949年9月19日，杨杰由云南绕道赴北平参加政协会议途中，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从鬼变到人的过程中，沈醉意外地遇到了一束光。那是他在秦城农场劳动的时候，为了方便管理处干部家属，要在秦城农场大门西侧的坡地上建一座托儿所。托儿所与战犯宿舍之间，需要有一条界线，沈醉和其他两位战犯的任务就是建一道篱笆墙。
那天，沈醉蹲在这边，聚精会神地编，一个小男孩站在那边，全神贯注地看。这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却意外出现了交集。天快黑时，小男孩突然开口对沈醉说：“天快黑了，你还不回去，你妈妈在家里等你呢！”
小男孩的话如此天真，又那样温暖，霎时间竟如同子弹一样射进了沈醉的胸膛。他没有想到，一个稚嫩的生命，也能为他指明人的去处。那一刻，沈醉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曾告诉他“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一个人”的母亲。显然，他辜负了母亲，也辜负了母亲为他取的名字，真正迷失了归路。
沈醉想要找回归路的信念从未如此强烈。1949年成为战犯，从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到北京功德林，再到秦城农场参加劳动。最初，他从未想过自己还能活下去，只是本着“交代一件跟交代一百件没差别”的想法，索性“竹筒倒豆子”，有什么罪行都交代清楚。但是，慢慢的，他发现共产党真的不一样，他看到杜聿明足以要命的顽疾被治好，看到傅作义等原国民党大员被重用。
尤其是在1959年，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竟然获得了特赦，真正恢复了自由。这让沈醉看到了希望，他更加积极地接受改造，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获得重生。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年，像他这样血债累累的军统特务，竟然就得到了特赦的机会。他终于有机会，再次成为一个人，真正像他母亲要求的那样，“做一个人”。
当沈醉还是鬼时，曾经跟无数共产党人打交道，其中有两位真正让他受过震撼。其中一个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产党员，那就是叶挺将军。那是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在重庆向蒋介石提出用马法五交换叶挺，沈醉得知消息后，特意去看过一次叶挺。出于好奇，沈醉问叶挺将军：“获释后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叶挺将军回答说：“我将来出去后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
叶挺将军的回答让沈醉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被军统关押的国民党将领，获释出去后，第一件事情便是跟家人见面，或是去大吃一顿。
第二个是江姐。沈醉曾跟徐远举一起，审讯关押在渣滓洞的江姐。她虽然披头散发，但始终神态自若，昂着头，侧身对着壁头上的窗口。徐远举威胁要用羞辱的方式对她用刑，江姐怒不可遏地指着徐远举说：“我死都不怕，还怕你羞辱么？我告诉你，你侮辱的不是我一个女性，而是我们全民族的女性，其中包括你的母亲和你的姊妹！”
江姐的声音缓慢、低沉，但却像闪电一样轰击了沈醉，他条件反射似的垂下了头。就在徐远举准备动刑的时候，沈醉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
沈醉获得特赦后，谨遵周总理的指示，在文史资料室里，用文字将军统内部所有丑陋的罪行，一一揭露出来。当他毅然做出提前从香港回来那一刻，他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归路。
1984年10月12日，70岁的沈醉在家中迎来了一个客人，当打开门那一刹那，他惊呆了：这不是韩子栋吗？虽多年不见，但凭印象，两人一下子便认出了对方。
韩子栋是小说《红岩》中的地下工作者华子良，也是当年沈醉在渣滓洞迫害过的共产党员。当年，韩子栋为了逃出魔窟，选择装疯。沈醉在一次视察中看了一眼，就断定此人没疯，导致韩子栋再一次被关押起来。所幸，韩子栋继续装疯，经过一段时间后，看守又将他放了出来。
沈醉扔掉手杖，向韩子栋真诚地鞠了一躬，道声“对不起”。
韩子栋动情地对沈醉说：“革命不分先后，我希望能读到你更多的著作。”
1992年5月27日，沈醉得知韩子栋去世的消息，泪如泉涌，当即写出《哀悼韩子栋（华子良）同志》一文，文中字字透着啼血泣泪。
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肺癌病逝于北京，结束了自己复杂的一生，终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