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我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中，曾先后设立了三个著名的“三人团”。在长征前夕，为筹划战略大转移，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同志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长征途中，为应对党和红军面临的重大挑战与命运抉择，自发形成了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队三人团”。而在遵义会议之后，又组建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同志组成的新“三人团”，与长征前夕的“三人团”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遵义会议 (油画)
长征前“三人团”
1934年4月底，随着广昌战役的失利，中央苏区的局势愈发严峻。区内人力、物力的大量消耗，使得红军在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的斗争变得异常艰难。鉴于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红军需撤离中央苏区。同年5月，书记处委托李德起草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并向共产国际提出了突围的请求。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批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施战略转移。在战略转移的具体实施前，为了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6月份，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秘密主持和筹划战略转移的相关事宜。
“三人团”构成了中共中央领导层中负责长征的最高决策机构，掌握着中央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在团队内部，博古主管政治事务，李德负责军事指挥，而周恩来则负责监督军事准备计划的执行。这一分工模式表明，博古与李德构成了决策的核心，周恩来则扮演着执行者的角色。博古当时担任临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其职责是“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李德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顾问，鉴于博古对军事事务的不熟悉，不得不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予这位外籍顾问。实际上，李德掌握了军事指挥的最高权力。
当时，“三人团”虽属一临时性的组织，但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团，亦称“最高三人团”。自从成立了“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５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的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至长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也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正如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３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所谈到的：“长征的军事行动计划，未经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三人团’手中。”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废除“三人团”，从而剥夺了博古与李德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长征“中央队三人团”
在长征的征途中，为了解决关乎党和红军前途与命运的重大议题，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位领导人自发联合，成立了反对最高三人团在五次反“围剿”及西征过程中所采取错误军事策略的“三人团”，亦被称作中央队的“三人团”。
第五次反“围剿”的挫败，迫使红军撤离苏区，踏上漫漫长征路。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与红军总部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团，以及后方机关人员共计8.6万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启了战略大转移的征程。依据战斗序列，中央红军分为两个纵队。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构成了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与第二野战纵队。其中，“红星纵队”作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机关，“野战军西征”的指挥中心。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均编入第一纵队，因此亦被称作“中央队”。
长征伊始，王稼祥因第四次反“围剿”时不幸遭敌机轰炸，体内仍残留弹片，故只能乘坐担架随队行进。毛泽东同志疟疾初愈，身体虚弱，行走维艰，亦借用了担架，遂与王稼祥同行。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身体状况略好，主要依赖马匹行军。然而，自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爆发起，张闻天便对李德的军事指挥产生了质疑。长征启程后，他“从惨痛的教训中领悟到王明路线的错误，以及毛泽东同志主张的正确性”，并“果断地加入了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在漫长的行军过程中，三人得以频繁交流，共同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由此，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队三人团”。这个团队是在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圆满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新“三人团”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重点揭露并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途中中央最高三人团在军事领导方面所犯的错误。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重申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正确路线，并对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在此过程中，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常委，并取消了长征初期设立的“三人团”。此后，军事指挥权依旧由最高首长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共同执掌。
遵义会议的召开虽为中共中央指明了方向，但中央红军依旧深陷敌军的围追堵截，被动作战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扭转。指挥部队作战、击退敌人的进攻，依然是中共中央当务之急。二月五日，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鸡鸣三省，政治局常委作出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承担起“总负责”的重任，同时撤销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鉴于长征途中战事频仍，局势瞬息万变，必须灵活应对，毛泽东建议成立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以避免因召开政治局会议而延误战机。1935年3月17日，红军长征至赤水河畔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亦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或“三人指挥小组”，集中领导军事，强化作战指挥的统一性。其中，周恩来同志担任最后决策的责任人，而毛泽东同志则作为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的辅助者。
在新组建的三人领导团队中，毛泽东实际上扮演着核心角色，“在关键问题上，往往由毛泽东提出主张，其他同志予以赞同”。这一现象进一步证实了遵义会议所确立的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新“三人团”成为了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肩负着全权指挥军事的重任，其权威性无与伦比。新“三人团”的成立，不仅革新了领导模式，而且彻底消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负面影响，有力地保障了党在遵义会议后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进而确保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终胜利。
注释
194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政治局会议上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周恩来在1943年11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进攻打鼓新场时说：“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后来还是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周的回忆是指毛泽东在打鼓新场被撤职，复职后，鲁班场战役失利导致在黔北建立根据地希望的破灭。1943年12月洛甫在延安写文章回忆：“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陈云在1978年5月18日回忆说：“三人领导小组的成立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四渡赤水战役期间确定的。”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叶剑英回忆称：“我参加了成立三人领导小组的那次会议，记得会议进行中，敌机突然来袭轰炸，我和毛泽东同志还曾一同躲进一间茅草房中避难。”
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张闻天夫人所述，新三人团组建过程中的曲折历程，闻天曾在延安与我详谈。他提及，自此之后，长征的军事指挥权便完全交由毛主席执掌。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我军实施了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等一系列迂回穿插的战术，作战主动权得以牢牢掌握。所谓“四渡赤水”，即指我军第四次成功渡过赤水河的行动，而这正是抢渡乌江战役的关键环节。可参阅《朱德关于我军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1935年3月20日），收录于《长征档案》第二卷，第633页。
遵义会议考察
关于邓小平是否出席该次会议的疑问：参照陈云在1935年2月至3月所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其中明确记载：“与会同志包括政治局正式委员及候补委员，以及一、三军团的军团长和政治委员林聂、彭杨，以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展示中，杨尚昆同志捐赠的遵义会议与会人员十八人合影照片，已展出多年。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有关董必武同志（董老）与林伯渠同志（林老）是否与会的问题被提出。经遵义会议纪念馆致信董必武办公室核实，得到的回复是两位同志均未出席。查阅相关历史资料也证实了林老并未参加此次会议。因此，遵义会议的与会人员名单由此前的十八人缩减至十六人。
1958年11月，邓小平同志来到遵义，在遵义会议会议室向陪同人员谈到他出席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指出他具体的坐位。事隔几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便将小平同志列为此次会议的参加者。文化大革命来了，造反派又将邓小平同志从遵义会议会议室开除出去。此次会议的与会者又由17人变为16人。1958年，参加过遵义会议的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回答“对此事记不清楚”。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在给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复函中称“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出席遵义会议的问题，我们并无相关资料，无法予以证实。”（邓小平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位居第六位领导人）。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1984年10月26日的报道中提及，当晚在北京饭店，杨尚昆表示在七十年代初（自1966年起被监护审查，直至1975年），他曾听周恩来提及邓小平曾临时担任过会议记录员。自八十年代起，众多书籍和刊物在正式的参会名单中均增补了邓小平的名字（例如伍修权所著的《我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