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瑞金红色医院里的杨振德：57岁投身红军，女儿邓颖超与周恩来革命岁月的母女情
1875年，湖南长沙的巷子口总能闻见药香。杨振德的童年，是父亲手把手教认字、看草药的日子。家里虽有些积蓄，可世事无常，十四岁那年，父母相继离世，叔伯们把爷爷留下的家产挥霍一空。对杨振德来说，这一切就像长沙旧街头一夜暴雨，打散了所有温暖。她没有多流泪，将父亲的药箱背在肩上，借住亲戚家一间偏房。白天洗衣缝补换口饭，深夜靠着油灯啃医书。遇到难题，她天不亮就去镇上求教老郎中。附近村里人后来回忆，那姑娘家穿着旧布衣，腼腆地问药理，眼里却全是倔强。
几年熬过，杨振德已能给人看头疼脑热。镇口的小摊子，一张旧桌子、一只药箱和一块“看病抓药”的木牌。有钱就收诊金，没钱的穷苦人，她还要送上一把草药。有人说，杨振德“心热，手下也巧”。后来老长沙的人曾在地方志里写，光绪末年，城东巷口有个姑娘医术好，百姓常记她的恩。
25岁时，杨振德远嫁广西南宁，丈夫邓廷忠是光绪皇帝的御前侍卫，中法战争里以旗杆戳死过法军少校。外人都说这是门好亲事，谁知“英雄难过传宗心”，邓廷忠一门心思想要儿子。1904年，女儿玉爱（即邓颖超）出生，满月酒席上，丈夫当着客人说：“丫头片子没用，找个人家送出去，我还能添个儿子。”厨房里的杨振德手里还沾着菜汤，直接抱着女儿拦在门口，另一只手攥着菜刀，哑着嗓子回道：“要送玉爱，先把我杀了！”那把菜刀冷冷横在胸前，把屋里人全都镇住。
这事之后，邓廷忠只好作罢，没再提送养的事，但又想给玉爱缠足。杨振德顶着家里压力，咬牙不让，反复说：“女人的脚是用来走路的，不是用来当摆设的。”多年后，邓颖超回忆，母亲常讲“女人的日子不能被捆住”。南宁的邻里在岁月里都记得，那个湖南来的女人，拗得像株老树。
生活安稳不过几年。1908年，邓廷忠因抗法立场被主和派诬陷“贪赃枉法”，被流放新疆三年。杨振德卖光首饰家具，送丈夫上路，临别时只留下一句“你放心去，我带着玉爱等你回来”。丈夫走后，广西官府发告示，不许她行医。母女俩被迫踏上流亡路，先到广州，在街头摆摊，广州人讲究本地人扎根，她们母女只能靠点头之交勉强糊口。有老人说，那会儿珠江边的桥洞下，常见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蜷缩过夜。
上海更难，街市冷漠，青帮势力让外地人寸步难行。杨振德还是用自家办法帮人治病。她给拉黄包车的师傅包扎伤口，还常把药和热包子互换。直到收到邓廷忠前妻儿子的信，才带女儿北上天津。可到了才知，对方只为分家产，看杨振德没钱，便冷着脸。杨振德一句“我们娘俩能养活自己”，带着女儿走了。好在丈夫老乡在育婴堂任事，帮她谋了份校医的差事，虽钱少，但管吃住。
育婴堂的日子很苦。7岁的邓颖超帮人织毛衣贴补家用，每天赚七个铜板。杨振德白天看病，晚上缝衣服，常熬到眼睛发红。后来工资稍高，第一件事就是让女儿去读书。她常念叨：“再苦不能苦孩子，读书才能明事理。”
1912年，邓廷忠暴病身亡。杨振德收到消息，擦了擦丈夫的照片，对女儿说：“你爹是个英雄，咱们娘俩不能给他丢脸。”1913年，她在北平平民学校当老师，校长陈翼龙是革命党人，经常组织大家读《新青年》，谈“妇女解放”。杨振德第一次听到“人人平等”，心里像亮了灯。
半年后，陈翼龙遇害，她冒险与同事收尸、安葬。那夜回家，杨振德对女儿说：“人得自己站着活，要跟着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路走。”
1919年，五四风潮席卷天津。15岁的邓颖超牵头成立女界爱国同志会，母亲夜里陪她写传单，门口坐着装作纳鞋底，其实放哨。有同乡回忆，杨振德总把药箱底层藏着传单，被巡警查时，就说是病人要的药方。后来，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广州结婚，1925年，杨振德特地赶去，为他们操持家务，暗中拿出积蓄接济革命。
1927年“四一二”政变，邓颖超因劳累失去孩子，杨振德用行医身份掩护女儿女婿的地下工作。她把密信藏在药箱夹层，借给各村看病的机会传递情报。周围有老人说过，“那会儿，药箱里装的，远不止草药。”
1932年，57岁的杨振德随着女儿、女婿来到中央苏区瑞金。叶坪村口，周恩来亲自迎她，紧紧握着她的手：“杨妈妈，到了就好。”第一天歇息不到两天，她就去红色医院当医生。医院缺药，她背药箱上山采药。熬好的草药汤，温热地分给伤员。她用自配草药水冲洗感染伤口，总是温声安慰：“忍忍，这药能消炎，过几天就好了。”当时瑞金的老乡回忆，遇到杨医生，就像遇到自家人。
空闲时，她与贺子珍的母亲杜秀一起办扫盲班，教妇女识字。一次，得知村里童养媳被逼婚，杨振德直接登门，用新政下的“婚姻自由”之理力劝，终于让童养媳摆脱了枷锁，还送她进了扫盲班。
1933年夏夜，医院门口忽然乱作一团。有人抬着担架冲来，前头是周恩来的警卫员。杨振德心骤紧，三步并作两步去揭担架布，果然是周恩来。原来他骑马讲课时因体虚摔伤，又因苏区缺盐而中暑。夜里，她与杜秀去挖硝土想熬硝盐，挖到废弃茅坑墙壁的硝霜时不慎跌入坑中。泥污沾满身，手脚划伤，她们顾不上疼，爬上来继续挖。周恩来赶来又气又心疼，嗔怪道：“杨妈妈，您这么大年纪了！”杨振德只是笑，说：“你为老百姓操心，我挖点硝土算什么。”
1934年，红军长征前夕，组织因她年事已高，安排她留在江西与游击队员转移。可在转移中，杨振德被捕押往九江反省院。冰冷审讯室，国民党法官威逼利诱，要她写信劝女儿女婿投降。杨振德头发花白，淡淡一笑，回道：“孩子大了有自己的路，我管不着。蒋委员长那么能耐，不也管不住他儿子蒋经国？”一屋子的气氛一下僵住了。
不久，反省院爆发伤寒，连院长侄子都病倒。杨振德不计前嫌，凭记忆开药方、熬药救人。狱友们后来在回忆里写，老太太常鼓励大家“坚持，好日子总会来的”。据当时地方志记载，九江反省院伤寒流行期，狱中病人多靠一位“女医”救治，治愈者众。
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杨振德获释。她依然背着旧药箱，随革命队伍辗转武汉、湖南、贵州等地，为百姓和战士治病。缺药时自己上山采草药。常年奔波，身体渐弱。1940年冬，重庆红岩村，病倒在床。邓颖超守在床前，双眼哭肿。杨振德拉着女儿的手，轻声道：“小超，别哭，我这是要回老家了。你和恩来要好好干革命。”
1940年11月18日，杨振德去世，享年65岁。周恩来与邓颖超悲痛不已，连续三天在《新华日报》刊登讣告，把“革命母亲”这四字留在了历史里。
老重庆人还记得，红岩村那年冬天特别冷，窑洞外的腊梅下，有一位医生最后一次晒着微弱的阳光。街头茶馆里偶有人说起旧事，提到曾有位背药箱的老太太，走过许多地方，谁也不知她多少次把命运扛在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