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中国的毛泽东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东揭开了起义的序幕，彼时，国共两党的英勇战士们齐声高呼“打倒军阀，驱逐列强”的激昂口号，奋勇地向北进发。
三个月后，北伐军成功夺取了武昌城。叶挺独立团凭借其卓越的战斗力、巨大的牺牲以及显著的功勋，使得第四军荣膺“铁军”的殊荣。
继而，北伐之师转而东进，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相继纳入国民政府版图。次年春季，北伐军抵达长江之滨，成功夺得半壁河山。
那时正值国共合作的黄金时期，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仍旧是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于是，共产党员迅速进入地方农村，在17个省发动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组织会员915万，要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其中农民运动发展最迅猛的地方，是北伐军最先攻克的湖南。
许多人反对农民运动。
国党高层抱怨道：“我们英勇作战于前线，而你们却在后方制造混乱，究竟意欲何为？况且，如此行为，难道不顾及我们的财产安全吗？”
国民党的根基深厚，而且有强大的北伐军做倚仗，时刻准备加冕称王，而且蒋介石已经准备跳车，他们都看不惯共产党员搞农民运动。
合伙人矛盾，处理难。
有些共产党员不愿意撕破脸，为了勉强维持国共合作而步步退让，心想搞什么农民运动，一群泥腿子能干成什么事情，不如放弃吧。
毛泽东怒了：“不行。”
在毛泽东看来，农民才是主宰苍茫大地浮沉的风流人物，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中国根本没多少产业工人，放弃农民又能和谁革命呢？
为了批驳放弃农民运动的人，毛泽东回到湖南老家，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
他力图以详实的数据为证，以期说服那些持反对意见于农民运动者，使他们无言以对。
1927年1月。
毛泽东在湖南找来很多人开会，听他们说农民运动的过程，做到什么程度，以及人民的反应。经过32天的走访调查，他得出结论：
“好得很。”
调查结束后，毛泽东又用1个月的时间整理写作，取名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3月5日，该报告于《战士》周刊上发表，不久后亦被共产国际的《向导》周刊所转载。布哈林对其评价道：“文辞精练，意味深长。”
事后来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简直是神预言，35岁的毛泽东，已经给此后22年的中国革命定下基调。
他在报告中说：“那些宗法封建背景下的土豪劣绅，以及违法乱纪的地主阶级，构成了数千年专制政治的根基……彻底推翻这一封建势力，才是国民革命的根本宗旨。”
事实上，中国革命的核心在于农村的变革。辛亥革命未能触及农村地区，因此最终导致了其失败。
没毛病吧。
若欲实现改天换地的宏伟目标，重塑崭新的中国，则非变革农村结构不可，否则一切努力终将徒劳。即便能够夺取政权，亦不过是政权更迭，实质上并未真正实现变革。
唯有彻底颠覆农村的宗法体系，方能真正实现革故鼎新，助力我国迅速迈向现代社会。
这并非源于对财富的仇恨，亦非无端的阴谋揣测，而是国家发展历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环。
路难走，却非走不可。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给这条路做了一个定义：
“革命并非如宴请宾客、撰写文章或是绘制绣品那般，它无法展现出雅致的姿态、从容不迫的步调，亦非温文尔雅、谦恭有礼、节俭谦让的举止。革命实质上是暴动，是某一阶级对另一阶级进行激烈颠覆的英勇斗争。”
瞧见了吗，世间万物无不以暴力为基石，舍弃暴力，便难以成就任何事业。
毛泽东号召同志们和农民，用暴力把土豪劣绅的地位打压下去，把农民的权力长上来，实现农村社会的平权。
当然，毛泽东和同志们也不是天生暴力狂，如果能好好过日子，谁愿意去拼命呢？
18年后，他在重庆倾诉心曲。
1945年，毛泽东接受蒋介石邀请去重庆谈判，柳亚子知道毛泽东喜欢写诗词，便向他要近年来的得意之作。
毛泽东把9年前写成的《沁园春·雪》给了柳亚子，随后又写了一首七律，向重庆各界展示自己的心意。
最后两句：
遍地哀鸿，一念救苍生。
在这十几年的历程中，中国革命选择了以暴力抗衡暴力，正是为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能告别暴力，让城市摆脱血腥，让百姓得以安宁地享受和平。
印度选择了不同路径。
贰·印度的甘地
印度领路人为甘地。
1869年，甘地降临于印度，出身于平凡的吠舍阶层，却并非寻常的雅利安血统。他的祖父与父亲曾分别担任过土邦的首相，虽非婆罗门或刹帝利之裔，但甘地的家世已颇为显赫。家族甚至拥有自家的神庙，供奉着印度教中至高无上的毗湿奴神。
为了传承家族产业，甘地应家族长辈的建议，赴英国深造法律，得益于英国大学的盛誉，相较于印度的高校，其在职场上的竞争力更显突出。
在这漫长的四年里，甘地如同蛰居的学者，潜心钻研法律与宗教，其学业成绩尚可，然而在社会实践方面却显得颇为糟糕，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在虚度光阴，只为混取一纸文凭。
1891年，甘地成功获得律师执业资格，重返印度。
只要甘地能够稳步积累工作经验，并借助社会阶层及人脉的助力，未来他必定有望成为土邦首相。
此类现象无论在何处均大同小异。社会一旦步入某个发展阶段，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阶层固化，更遑论印度这样历经千年固化历史的国度。
现实给了甘地冷水。
他的首案是在孟买担任被告的辩护律师，依照惯例，甘地需在法庭上对原告的证人进行质询。
然而，甘地的心理承受力似乎过于脆弱，他刚一站立，尚未开口，便感到一阵晕眩，仿佛整个法庭都在天旋地转。原告与证人仿佛在施展某种神秘的魔力，使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
甘地欲言又止，张了张嘴，却最终未能成声。无奈之下，他只得坐回原位，向被告歉意地解释道：“抱歉，我的专业能力有限，这起案件我恐怕无力承担。”
尽管他将律师费用悉数退还，然而自那之后，鲜有人再向甘地提起诉讼。众人从他面容上读出的，是两个分量沉重的字眼：诚信。
必输。
身为首相之子，竟落得如此下场，可谓是时运不济，倒霉透顶。若非赶上历史的车轮，甘地或许便成了印度版的孔乙己。
恰逢甘地兄陷入尴尬之际，一家商家致信甘地兄，提及：“我方在南非面临一场涉及4万英镑的诉讼，恳请甘地兄也加入其中。”
这基本是人情活。
商行与甘地家族素来交好，对于他的处境，我们实难坐视不理，遂伸出援手，能否重振旗鼓，全凭你自己的努力。
甘地无奈前往南非。
在南非，甘地深感屈辱。
他本是吠舍阶层出身，身为两代土邦首相的子嗣，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是个人物。纵然不及英国人那般自命不凡，但至少在地位上，他自认高出黑人许多。
在英国白人的眼中，印度人往往被视为殖民地的原住民，与黑人并列，被视为智力低下的劣等民族。在他们看来，给予你尊重时，你便是一名律师；若不给予尊重，你便如同乞丐一般。
甘地抗议道：“我本是吠舍之身，且曾在英国研习法律，为何竟遭受如此待遇？”
白人：“呵呵。”
甘地欲在南非洲投宿旅馆，然而店主告知已满员，实则是否隐含了对有色人种的轻视？
他身为律师，自然不愿与凡夫俗子同乘三等车厢。费尽周折购得一张头等车厢的票，却又险些被乘务员驱离。在那个头等车厢中，唯有他一位乘客，那位乘客正是英国人。
幸得这位英国人的宽容，他才得以勉力挤坐在一段头等车厢之中。
种族歧视的种种现象激怒了甘地，他立志与当地印度同胞并肩作战，为赢得英国人的认可而奋斗。
那意思就是：
无论英国殖民统治或是战争杀戮，只要我们承认印度人为我们亲近的盟友，便足矣。
这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来源。
若动用武力，英国很可能将不予认可，届时恐怕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为博取英国好感，甘地在1906年祖鲁人起义之际，毅然决然站在英国政府立场，亲自组建了一支由1100人组成的医疗救援队伍，奔赴前线，为英国军队提供援助。
随着战争的落幕，英国军方不禁感到些许羞赧，遂对印度民众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甘地先生因此喜形于色。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众多印度民众意图借机摆脱英国的统治。然而，甘地持有不同见解，他主张以爱化解仇恨，认为若能通过携手合作提升自身地位，便应在英国迫切需要援助之际伸出援手。
随后，46岁的甘地重返印度，着手组建医疗队伍，持续为英国提供支援。
结果毛用都没有。
英国偶尔展现善意，对待印度人宛如主人的宠儿对其赞赏，这并非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人际交往。
甘地意识到单纯行善并无显著成效，遂坚定了将英国殖民者逐出印度的决心。他采纳了“非暴力不合作”的策略，以实现这一目标。
我无意与你兵戎相见，亦不打算与你携手同行。待你力不从心，或被我之诚意所打动，自会主动撤离印度，那时印度方能迈向自治之路。
在1920年，甘地着手为印度国大党拟定党纲，随后国大党正式采纳了“非暴力不合作”的策略。自此，甘地致力于争取英国对印度自治的认可，这一目标也正式演变成了印度独立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说到底。
甘地未曾萌生起身抗争的念头，他的初衷仅是争取英国的认可，愿以尊严为代价，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奴隶。
中国和印度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造就了两个气质截然不同的国家，也让毛泽东和甘地有了完全相反的命运。
叁·领袖的遗产
中华民族秉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信念，在无力反抗之际，往往能安于本分，恪守己道。然而，一旦内心的怒火被点燃，便会毅然举起反抗的大旗，将皇帝从宝座上推翻。
近代中国成为列强猎物。
尽管慈禧太后为了巩固大清江山，不惜“竭尽我中华之财力，换取洋人的欢颜”，蒋介石及其一众买办也紧抱洋人的大腿，然而，总有一批志士仁人不愿沦为奴隶，他们时刻渴望挣脱束缚，昂首挺胸，成为堂堂正人。
正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把这群不愿意做奴隶的人团结起来。
1927年，面对大革命的挫败，他们携带着寥寥数把破旧的枪支，踏入井冈山深处。他们宁可选择从头开始，也绝不放弃对中华未来的坚定信念。
1937年，抗日战争的战火燃起，面对装备简陋、炮火稀缺的困境，八路军唯有向敌人夺取所需物资。粮食短缺时，他们便奔赴南泥湾展开大生产运动。凭借着小米与步枪的粗陋装备，八路军顽强地抵抗了日军长达八年的进攻，坚决阻止了他们南下的步伐。
1949年，苏联与美国均传来信息，劝告我们实行分治，认为统一并非当务之急。
毛泽东不理会美苏“划江而治”的设想，命令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啥叫硬气？
这就是。
唯有如此坚韧不拔的政党与领袖，方能昂首挺立于天安门广场，慷慨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从小小的井冈山走向天安门，毛泽东的威望越来越高，同志们和人民也愿意听他的话，跟着他的路子走。
几十年后，毛泽东虽然不在了，但他的硬气和不服输，依然在告诉中国人：
站起来，不准跪。
甘地身上弥漫着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若时光倒流至百年之后，他似乎非常适合于在街头巷尾设立所谓的国学培训班，凭借其丰富的励志言论，轻易地骗取民众的财产。
明明是一场旨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甘地却刻意将政治与宗教交织在一起。他自己也曾言明：“我生平的思想与行动，无不沐浴在神的启示之中，每项成就均源自神灵的指引。”
简直是闹着玩呢。
你难道未曾目睹任何一个国家是凭借神祇的指引而崛起的吗？倘若果真存在一位掌管国家的神祇，那么，它恐怕也不会坐视该国家堕入苦难的深渊。
然而，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甘地坚信，印度的社会根基深植于印度教信仰，尽管其国体勉强可视为宗教性质，甘地的这一理念亦不失为情理之中。
其他行为属不可理喻。
在协助农民进行抗争的过程中，甘地并未意图激化与种植园主的矛盾，相反，他选择以书信的形式与他们沟通，向他们娓娓道来农民所遭受的艰辛，以期赢得他们的理解与同情。
若真要施以同情，种植园早应如此，又何须甘地反复劝诫？
“各位，你们才是真正的主人，无需畏惧官员与富豪。”随即，他又转身面向官员，严肃地告诫：“诸位，你们身份是仆人，切勿对农民施以欺凌。”
多年后，甘地成就寥寥。
即便如此，他对此依旧坚信不移，在爱的力量面前，人间又有何障碍不能克服？
甘地特别反智。
他深信铁路乃反人类之物，其不仅加速了鼠疫的蔓延，更使得粮食交易变得便捷，进而频繁引发饥荒。尤为重要的是，乘坐火车进行朝圣，实乃缺乏诚意之举。
此外，医院被视为英国人统治印度的工具，而医生的治疗方式实则干扰了人体自然的康复机制，这无疑对印度数代人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那些电灯、电车、律师、工业机械等，均为英国用以压迫印度的工具。若印度欲迈向新生，便须舍弃一切工业制品，回归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
唯有如此，英国的商品在印度市场滞销，印度方有可能迈向独立与自治之路。
尼赫鲁，作为甘地的忠实追随者，察觉到按照甘地指导的方式行事，印度似乎将面临难以独立的前景。
“甘老师，工业确实是一大福祉，或许您可以考虑接受它……甘老师，西方医学在治疗疾病方面颇有成效，您是否可以稍微放宽心一些呢？”
甘地思虑后，勉强接受。
在从落后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理应摒弃陈旧，迎来革新。然而，这样一个反智的独立运动领导者，又怎能期待他为印度带来实质性的变革呢？
若非尼赫鲁坚定不移地推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印度恐怕将面临长达200年的倒退。
肆·世界的评价
大家可能会说，把毛泽东和甘地放在一起对比，这不是欺负人嘛？
然而，这仅代表我们的观点，而国际舆论的普遍看法并非如此。
几十年来，带领中国站起来的毛泽东，被西方国家肆意抹黑，他们把毛泽东子虚乌有的槽点找出来无限放大，然后告诉中国人：
“瞧一瞧，你们的国家缔造者竟如此形象，速速觉醒吧，自由的西方世界正敞开怀抱欢迎你们。”
比如抗美援朝爆发的时候，《TIME》周刊的年度封面人物，选了一张毛泽东画像。封面通体使用红色，毛泽东背后是无穷无尽的蝗虫。
这是冷战时期的讽刺。
比如西方世界用毛岸英举例，说毛泽东极力培养毛岸英，是准备将来接班的。参加抗美援朝也是为了积累军功，将来提拔有理由。
那么反问一句：
“哪位父亲不盼儿子有出息？”
即便是贵为领袖，毛泽东也只是普通的父亲，看到儿子经历工农兵的全面锻炼，他心里想的恐怕不是接班，而是儿子成长的喜悦吧。
而且毛岸英参加抗美援朝之前，毛泽东正好给他写信，盼年轻人减少涉足政治领域，投身于科学知识的探究，以期未来成为对社会有益之才。
所以毛泽东为什么要让毛岸英参战呢？
最合逻辑的诠释在于，若领袖之子孙不亲自置身沙场，又怎可正当号召平民子弟奋勇赴战？
比如毛泽东的稿费。
西方世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消息，说是全中国人都在勒紧裤腰带的时候，毛泽东通过文章和选集赚到的稿费，多达上亿元。
此类诽谤之举数不胜数，其中不乏西方媒体凭空杜撰之词，亦有不少失意之士，远赴美国，虚构种种故事。
总之就是要把中国的英雄，抹黑的面目全非，并且通过各种渠道把信息输入中国，让中国人不再相信毛泽东，更不相信他为之奋斗的事业。
西方世界旨在瓦解中国。
苏联就这样被削弱了。
甘地处于极端。
虽无显著成就，却莫名被誉为天下独尊的伟人，“圣雄”之名遍及全球，“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被誉为人类智慧的瑰宝。
印度独立与甘地无直接关联。
印度的独立，实乃英国势力范围的缩减所致，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层面，均无法再有效掌控这片广袤的殖民地。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英国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意印度独立。
这乃历史之必然，无论印度人民拥立何人引领风骚，无论他们采用何种方式争取独立与自治，终究能摘得这颗已然成熟的果实。
只是领袖是甘地。
直言不讳地讲，那句“时无英雄，竖子成名”恰好适用于甘地。
甘地之所以受到全球范围内的赞誉，主要得益于其易于操控的特性。
英国当初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默许，实则源于一种轻视，认为此举无足轻重，只要英国民众愿意，随时可以迅速将其镇压。
纵然甘地呼吁印度民众以肉体之躯对抗枪弹，然而英国人将向他们展示，究竟是印度的坚忍不拔，还是英国的火力更为犀利。
然而，正值印度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不乏激进派力主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目标，因此英国政府不得不推出甘地，意图瓦解印度人民的抵抗意志。
若无此背景，甘地及其国大党或许早已遭至覆灭。
为何西方世界青睐甘地？
他们意图将甘地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向那些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度的人民宣告：
“这无疑是全球最为璀璨的星辰，你们都应效仿甘地的榜样，摒弃暴力，遭受欺凌时，选择屈服而非抵抗。”
这是奴性宣传。
伍·群众的眼睛
每一位国家的创始领袖，无不为其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记。领袖的气质，往往塑造了国家的气质。
刘邦为汉朝留下了任侠豪爽的风范，李世民为唐朝留下了雍容大度的气度，赵匡胤为宋朝留下了文化瑰宝的璀璨，朱元璋为明朝留下了驱逐鞑虏的豪迈气概。
而毛泽东给新中国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格，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爽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还有从零开始独立建国的硬气。
不论你是否认同，这些特质已深深烙印于中华民族的骨髓之中。正因具备这些特质，中国才能在短短70年内跨越了西方国家300年的发展历程。
这才是毛泽东留给中国最大的财富。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未开辟一条革新之路，其遗留下来的仍是那个古老的印度，民众依旧愚昧无知，社会风气充斥着反智的色彩。
尼赫鲁曾蹲身不懈地修补了十七载，然而，错失的终究无法挽回。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并非单纯的经济增长所能填补。
因此，为何在21世纪，印度人仍旧依赖饮用牛尿来治病，这种看似不理智的做法源于何处？
老师没教好。
虽然西方世界多年宣传甘地的圣雄光辉，但英国最近已经在投票移除甘地的雕像了，就连很多印度人也不喜欢他，觉得甘地是出卖了印度的同性恋。
而毛泽东被抹黑多年，却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他，理解了他的一生，到底有多么波澜壮阔。
群众眼明。
